隐士，即隐居之士。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、追求思想自由、不委曲求全、不依附权势、具有超凡才德学识、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，才能被称之为隐士。
他们跟庄子一样，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，选择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生活方式。著名隐士有许由、巢父、列子、庄子、鬼谷子、张良、黄石公、邓禹、诸葛亮、刘伯温、水镜先生、徐茂公、苗训、陶渊明等等，当然，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的隐士，这是因为战乱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。
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，是人性的一种回归，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。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，便说沂水春风“吾与点”，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，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；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，便吟出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、财迷、名誉迷。安贫乐道，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。例如，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，就唱：先师有立训，忧道不忧贫，贫富常交战，道胜五成颜。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，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。有了做人的精神，你便有了做人的骨头。
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，既和当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，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。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，就很难自拔。魏晋以迄南北朝，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：何晏、嵇康、张华、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郭璞、谢灵运、鲍照等。所以，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，远离政治，避实就虚，探究玄理，乃至隐逸高蹈，就是其表现。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，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。
魏晋清谈风气之盛、之烈，后人很难想象。清谈又称“微言”、“清言”、“清议”、“清辩”等。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，所谓“微言达旦”；有人耽溺清辩，到了忘食的地步，所谓“左右进食，冷而复暖者数四”；更有甚者，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，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。晋代卫玠体弱而好清谈，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，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。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，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。